在承受“十五”国家科技攻关，“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临床经验传承研究”任务之际，回眸从业50年人生轨迹，大致归纳为“方针是灯塔，欲盈必先虚，实践出真知，风光在险峰，黎民装心中，继承促创新”等六个方面相与共勉。
一、方针是灯塔
1956年我在南京医大（原江苏医学院）经过五年寒窗，面临祖国挑选，我当即表态支援大西南。
到了成都，四川省卫生厅人事处个别谈话，分配我到省人民医院，但由于我同行好友自愿分配到刚建的“成都中医学院”，虽然我对中医毫无知识，但二人不愿分开，要求改派“成都中医学院”。
筹建中先到省医院协助工作，到科后凑巧来了本院党委林书记的儿子，因麻疹伴肠炎失水达二周，方由传染病医院转来，因为当时补液途径，婴幼儿都是骨髓或皮下输液，很困难，本院住院医生都有顾虑。当时自告奋勇收下第一个病人，立即制定补液方案，并利用治疗结核菌素的细小针头作头皮输液，一针成功、科内医护都十分惊奇。此后其他科室都请我去打针、我幸运地因为心灵手巧，博得“神针手”美号。1957年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建成，通知我回校，虽然工作不安心，但在病房尽职、尽责。
二、欲盈必先虚
作为刚出西医高校大门的我，又一脚踩进了中医最高学府，弹指间，从业已整整五十年，嘘唏！人生苦短苍桑道。我立“三虚”以自律，即“务虚、虚位与虚心”。首要乃“务虚”：在思想上务必树立清楚坚定的认识。但是为何西医学习中医是当前的关键呢？思考再三，方悟得西医掌握现代世界医学。现代科学、现代方法，对祖国传统医学的发掘、整理、提高有所卑益，这是继承所必先的，所谓“没有继承就没有发扬”。及至今日，古稀之年，犹有“壮志末酬”的感概；其二，“虚位以待”是关键。凡一种容器，欲装入新物，必须先将原装的容物倒尽，然后方能装纳新物。西学中最大的学术障碍，就是先入为主的西医思想阻碍学习中医，误解或否定中医的实用性、科学性和现代性，这得用中医自身实践来说话。1957年5月中医附院剪彩开诊，西医久治未效的疑难重症,查来达至,令我费解,令我折服的奇效者,不胜枚举。西医学中的任务，就是用现代科学和方法来破译中医的科学性，切莫戴西医的有色眼镜，模糊了我们对中医的视觉。惟此，方能学好中医用好中医。其三“虚心使人进步”，这是一条至理名言。医院开诊后，因中医都年迈人老，凡初诊病历一律由西医书字，经过复诊，日积月累，发现同一病种，中医辨证、用药各异，均各有所长，很难总结，莫衷一是，感到中医“辨证论治”玄乎又玄。中医浩如烟海，要学到家，难免感到“心虚”，但自思老中医都幼年跟师，而我们堂堂大学毕业，学又何难哉，于是订下二条自则，一是“人尽我师”；一是“浏览群书”，若能务求“虚心”必成。先由组织安排，投学杂病家戴云波为师，跪拜执弟子礼、戴老为人敦厚歉和，诚心相教，先后授“医学三字经”“医理真传”“医学新语”。老师治疗杂病是行家里手，认为固疾顽病大都虚实、表里、寒热错综复杂，撰方迁药，随证而杂，方得以相互制约平衡，用方常在20味左右，但缺乏坚实理论基础。三年后，又投温热病家刘安衢老师为师，解放前中医省考第一名，文理书法皆有造诣，是有名的儒医。传授以《伤寒论》《金匮》《内经》《湿热经纬》《瘟疫论》《温病条辨》等经典名著，在理论上得益匪浅。刘老用方精当，方简药精，在用药上颇有其妙（见前举例），刘老师倾情相教，师生感情重笃，老师常背着我在同仁面前称道或当面鼓励我说：学中医很地道，文学功底颇深，努力将来可成大医。
后组织上安排到卫生部举办的“高级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深造，经系统学习，全面掌握，在理论上或临床上有很大提高，毕业实习安排成都市一院，因该院开办早。几乎聘请了成都市各个学科的名医，名医均各有所长，我决心“人尽我师”。学习时发现每位用药常需的不过200味左右，而惯用方100方左右，我运用代数排列与组合的思维每天晚上整理，很快就能掌握老师的用药规律。有位罪大重判获特赦的东北入川名医，童颜鹤发，银须满腮，颇有仙风道骨。长于儿科，标本逆从掌握极妙，消化呼吸道疾病颇有特色，特长先温后清，一方不过7~8味药，说我聪慧，欲收我为徒。我后来消化道用药得心应手，用药更精，一般不超过5味。终于达到了我“人尽我师”的学习初衷。
三、实践出真知
以古代哲学，古代科学为基础指导发展的中国传统医学，有没有现代实践性，科学性和发扬，发展，创新的必要性？单一依赖政策、方针是难以推动、难以维持的。惟一的是传统医学“实践性”，让事实说明中医学不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蕴藏了许多丰富的“先进因素”，甚至是超前的、现代科学与方法尚难以破译的难解之迷。中医具体说是一种“经验医学”，我的学术生命就是在中医实践中开始，在实践中成长的，真知来源于实践！
初涉中医，最要紧的是“虚心学习与勤奋工作”，立意于“人尽我师”，“浏览群书”，才得益匪浅，回忆起来有许多医话、佳话。
有一4岁男孩，患结核性脑膜炎，抗痨治疗后，仍头痛如裂，来诊时咬叩诊锤，咬诊断桌，展转治疗的几位名老中医均未效，我嘱一实习生亲送市一院王祉真老师诊治。三天后追访，当日服药后入夜安睡，三日未痛，索方仅五味药“葛根、嫩桑枝、蜈蚣、全蝎、甘草”，后来治疗乙脑、流脑，头疼、抽风者用脱水剂的同时，服此方、颇效。自此始，我着意治疗“三脑”，形成了我的系统经验和系列方药。文化大革命后，参加全国有关医学会议交流，颇受关注。
通过十数年的临床，用中药救治了许多急危重症，后撰文“感染性休克与热病厥逆症”一文，是文革后全国第一届休克会议交流的大会四篇发言之一，并得当年权威祝寿河老师的称道和鼓励，后会议记要突出提名的四大单位之一。（见七九年中华儿科杂志——专辑）
四、风光在险峰
作为一名白衣战士，必具高尚情操，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医德，医风高于一切，就像白求恩大夫那样具有国际主义的伟大精神，对病人态度上要极端的热忱，在工作上应极端的负责任，在技术上要精益求精，在经济上要取之有道。在医疗上会遇到很多风险，乃致于很大的风险，除了学术上的，还有政治上、社会上的诸多风险。治病救人是医务人员的伟大天职，出于公心和良知，即使有委屈也感到心安理得，人间自有公道在，一切都会化险为夷，那时你会感到“无限好风光”。
五、黎民装心中
我的童年，在日军的跌蹄下度过，也在抗日烽火中成长，铸成嫉恶如仇的性格。1937年十月中旬，日本侵略军飞机相继轰炸了宜兴县城，我随全家乘船避难太湖村落芦苇荡中，度日如年，见到民众食不果腹，衣不敝体，在幼小心灵上种下了恻隐之心。三年后重返家园，原居东域尚书第，二次被毁，一片焦土，在废墟瓦砾堆上，外来难民搭起许多小窝棚，人畜同居一室，以爆米花为生，难以糊口，妇幼外出乞讨。樱花节日军放纵之日，亲见日本侵略军烧杀淫虐，无恶不作，心中燃烧仇恨的火焰，把日伪小学课本上太阳旗，用蜡笔改成青天白日旗，在学生夹道欢迎日本大佐扫荡队伍时，将东亚民族进行曲中的歌词“东亚民族联合起来一致反共”，改成“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父母见到我倔强和坚决不受奴化教育心性，害怕日久必将惹祸，从小学五年级起就把我送到山乡农家寄食就读，但因日伪军不时扫荡，几乎每年都换一学校，抗日游击队蜂起，后又来了新四军，到学校宣传抗日或打球联欢，八年抗战我已成长为青少年，感到弱国亡民世道不公，立志拯救黎民。1949年解放了，满怀激情去投考军政大学，不料因体检患肺结核落榜，爸妈引古语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我答：我努力作一个良医吧！一年后病愈，报考“江苏医学院”。
从1963年学校到乡间开门办学起。直至十年文革结束，我把家庭和三个孩子全都托付我患严重风湿性心脏病和慢性心衰的爱人，十多年来经常辗转老少边穷地区为农民服务，固所愿也。我曾在四川省人大八届会议上提案，建议在城医务人员，应去农村体验和煅炼，为背朝青天脸朝黄土的农民服务。
70年代“文革”如火如荼，在一片上山下乡高潮中，本人参加了首批“四川省毛泽东思想卫生工作队”。渡金沙江，再翻山越岭，到川南边陲龙华山区。该区雨多路滑，当地人都穿特制的“爪子鞋”，严重缺医少药。谚云：“二十四步脚不干，捡药回来命归阴”。我队主要使命是组创合作医疗站，培养赤脚医生。经反复宣传，但因经济困难，文化落后，殊难动容。返省汇报时，全省派出的9个宣传队，唯有我队完成了合作医疗试点任务。在总结大会上，肯定了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并编写出了用中西医两法治疗疾病的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以后合作医疗犹如雨后春笋，遍布广大乡村。本人被授予四川省五好战士称号。基于以上实践的启迪，编写了中西医结合《内儿科学》106万字。1976年初版及1980年再版，公开发行18万册。当前，再次积极推行新农村合作医疗和保险制度，为了需要正准备改版发行。
六，继承促创新
从医五十年，着意于“继承为了发扬，发扬在于创新”。当前，国家十分强调可持续性发展，有鉴于外在经验，政府极积提倡科技自立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传统中医药学应毫无例外地纳入国家创新规划体系，立足与现代医学并驱于世界，并积极推动中西医相向接轨，以冀领先。
在50年来，在继承和发扬中医内、儿科辨证论治的基础上，潜心于急危症，疑难症和新病种的研究，主攻感染与免疫性疾病，尤长于瘟病和肾病，并有所前进和创新。1977年四川省科委、卫生厅召开并组建了“中西医结合防治小儿‘病毒性三病’科研协作组”（笔者为组长）第三次会议交流总结了病毒性肺炎550例的治疗，退热时间平均3.2－4.2天。
六五期间，又在四川省科委、省卫生厅领导下组建了“四川省感染性外感热病卫气营血科研协作组”，集中全省各大专医药院校，医科院所及药厂，共42家单位大协作重点攻关，成都中医学院任组长单位（本人任组长），积极开展中医急诊惊、厥、闭、脱、血（抗休克、抗三衰）的研究，并开发了“生脉针”，“参附针”面市，相继在重庆中研所创办了“全国中医急诊培训中心”，华西医大成立了部级“温病研究室”，成都中医学院附院批准为全国“温病临床药理基地”及“全国重点急重症科”，为温病临床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七五期间，国家“七五”重点攻关（75-64-01-07），本人承担《小儿高热伴发热、惊风、厥脱之系列研究》进行肺系热病惊厥专病多方系列研究。根据肺炎病情发展的共同规律性，辨证分类为两大证型：一为温热型，一为湿热型，并遴选拟定了相应专方，研制成现代剂型，一为“清热利肺口服液”，一为“清热化湿口服液”，成为两种系列成药，予以调整利导，治疗下呼吸道感染（急性支气管炎、肺炎）680例，此二药突出了中医“调整疗法”的优势。
另外在中草药中，很多具有清热解毒等功效的药物，对病原微生物所释内、外毒素，经体内外研究，均示有确切的解毒功效，而感染性热病中，重证不良转归，均为“毒素”所致，此为中药治疗临床经验的又一大特色和优势，而且弥补了抗生素杀菌而无解毒的缺陷。有待推崇和推广应用。笔者根据方药配伍规律要求，通过临床遴选7味中药，先制成“解热毒口服液”，后经剂改成“解热毒注射液”以解毒除因，治疗肺炎190例；以上三药均为单列、并与两西药组随机、单盲对照，颇具特色和优势。
八五期间，以上三药分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四川省科委的新药开发项目，若能除因与调整合用，定可相得益彰。以上两种口服液均在1998年分别经国家药审办批准为新药面市（广州潘高寿药业集团生产）
八五期间开展“小儿难治性肾病的证治研究”列入四川省科委重点项目，倡导了治疗肾病系列方药和规范性治疗，总结了“渗湿化瘀”、“消疾散坚”“补益肾气”三法的机理和药理研究。
九五期间：延伸“解热注射液”的新药开发研究，由于治疗乙脑、病毒性肺炎以及细菌性脓毒败血症，在国家七五攻关课题中作前瞻性单盲临床研究，疗效卓著，并经药理药效学及实验研究佐证，达到高效、速效、安全的要求。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四川省科委获得立项和经费资助，由于静脉滴注液新药开发研究要求不断提高，经费不支，功亏一篑。以致我亲自第一个以身试药，临床疗效卓著，今科内同仁至今尤在怨惜。
十五期间本人被列入“国家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项目，正在按要求如期完成中。回眸整五十年临床实践和科学实验，仅有些微心悟，叹人生苦短，壮志难酬，略书一二，以志心结。
(一)感染性疾病
在理论上，整理串释了《内经》对热病病机的认识，在其发生、发展及其转归过程中，其根本在于正邪相争，阴阳偏颇。初则阴阳偏胜，阳胜则热，阴胜则寒，发热者阳之胜于阴也；继而阴阳偏衰，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阴阳之气不相顺接；终而阴阳离、合两种转归：一为亡阴或亡阳，阴阳离决，精神乃绝的不良转归；一为阳生阴长，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复归平衡的良性转归。所以治疗上在于“阳病治阴，阴病治阳”。阴阳是互根、交错的。胜复力避偏颇。故务求“中病即止”，切莫过头，庶不致误，切记，切要。在治疗方面，鉴于“发热是人类在种系进化过程中，机体对有害动因（微生物与理、化因子）的一种适应性反应，表现人体产热与散热的平衡失调，据此，感染性发热的治疗不外两种途径以求：除因疗法、调整疗法
(二)免疫性疾病
笔者在临床中除了内、儿科病症外，十分注意其他各科如外科、妇科、眼科、等症治特点，刻意借鉴和汲取其营养，大大丰富了内、儿科对难治病及新病种的治疗，如免疫系统中肾病、哮喘、过敏性紫癜、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川崎病、颇有疗效，尤其对难治性肾脏疾病中慢性肾功衰具有独特的经验，已形成系统思维和系列方药等，并早于1974年在院内首建专科专病门诊。
尾语
语“医者意也”难在传神，面对芸芸众生要善于在掌握健康态势“防、治、养”中审时度势狠下功夫。人体正气乃人之本，是神、气、形的统一。病与治出入信息的变数“病态反应－疗效反应—生理反应”三者的相互转化，而且“致病因素－治疗因素－养生因素”三者也互相转化。
经云：“人之本，本于阴阳”阴阳本是“互根、交错、胜复”的。又云：“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者藏精而起丞也”，所以防病不仅要“益气卫外”；而且要“填精守内”。治疗因素当从“形神合一”，“天人相应”的整体观、恒动观、天体观出发；至于养生因素，应领会“先天之本在肾”“后天之本在脾”的宗旨，但要切实领悟“五脏之伤，穷必及肾”的深义，肾是藏元气真精之所，终以养肾为根本。
中医学发展研究古往今来，从来文化是多元化的，是全人类的文明，正是每个民族，作出自身的特有贡献，当前正是高科技迅速发展信息时代，文化快速传播，互相影响，必将形成逐渐融合的大趋势，中医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国际共享为新世纪鲜明特征。中西医结合也将以自身的特殊使命，积极促进与世界医学相向接轨，汇聚成世界医学洪流。
“医乃仁术”，贵在德才。在态度上要极端热忱；在医疗上要竭尽职责；在技术上要精益求精；在名利上要取之有道；在传承上要甘为人梯；在情操上要刚毅诚善。